商业影视广告的雏型已现端倪。80年代初，仍有一些企业和广告人，开始自觉而又有计划的做广告，这在当时的广告界可谓是独步先行。80年代初，在这个特殊情境及中国广告先行者的努力下，中国大陆广告人对广告有了自已的见解，并做了一些有自己思想的东西。大量国际广告理论的进入、国内各层次的广告协会的成立，及外商代理的逐步加入，促使了我国影视法制初步建立和规范。这都为中国影视广告业的发展创造了外在的条件和因素。如82年12月，国家经贸委批准建立中国广告协会；84年6月中国广告协会电视委员会在南京成立；85年9月中国对外贸易中国广告协会会刊——《国际广告》在上海创刊并出版，从思想上把中国广告人解放出来，从理论上初步奠定了影视广告的规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北京广告公司提出的“以消费者为中心，为客户提供全面服务”，成为我国大陆广告行的服务宗旨。

    虽然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影视广告从幻灯过渡而来，这些广告人制作也还根本不懂什么影视广告语言。只是将平面广告生硬地搬上银幕或电视，但这种现象很快得到了改变。

    影视作为最先进的传播媒体，发展速度是极其快的。在发展经济实现“四个现代化”改善人民生活的大政策方针指导下，中国大陆的经济迅速转轨，确立了以“计划经济”为主，“市场经济”为辅的宏观经济指导体系。影视广告也出现了另一番景象，主要体现在一批电影、电视界的行家里手进入广告界。如1982年上海电视台广告科，刘嘉泉和相声演员叶惠贤合作编导的“红花牌童车”及“三角牌钢化玻璃杯”，其后，刘体会道：“我们对上海童车厂生产“红花牌童车”的宣传，不单是就是论事地将各种童车在荧屏中展见一番，而是抓住车辆与交通的密切做文章。”

    随着电视的普及和人们对电视节目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，大陆影视广告同样也相应地面临高质量的挑战，国内影视广告人围绕的主题是：怎样做广告？——先模仿再说！

    正当大陆广告人抓破头皮，挠烂脑时，有一批电影工作者介入广告界，开始了具备实践性模仿的行动。如在大陆，被神化的“太阳神”口服液整套系统广告宣传的巨大成功，就是原在珠江电影制片厂的韩子定步入影响广告行并执导的。这给正在盲目开展“产品告白+产品图像” 的原始期广告投下了一颗“原子弹”，其影响辐射了中国大陆整个广告界。全国骚动了！——白马广告公司大有“舍我其谁?”之霸势。